开放课题【六】| “内循环”经济学基础及政策启发

自数字经济学家论坛2020年4月启动开放课题以来，已经发布了五期，涉及到了工业4.0研究院数字经济各个主题。通过开放课题，不少行业年轻经济学家参与了数字经济前沿课题研究，部分学者结合到自身课题，独自做了专项研究。

秉承与时共进的指导思想，第六期开放课题以“内循环”为主题，邀请行业精英参与《“内循环”经济学基础及政策启发》的研究。

一、“内循环”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

工业4.0研究院在2015年的研究显示，中国于2010年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，这意味着全球产业格局将发生巨变，第四次工业革命呼之欲出。当时我们预测，2020年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元年。

众所周知，2005年之后，全球经济增长开始陷入低速困境，其根本原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——传统工业数字技术（例如PLC、DCS及传统自动化技术等）牵引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消失殆尽，迫切需要新一代数字技术成为新动力。

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各个国家纷纷启动了国家战略，例如，德国发起了工业4.0，美国提出先进制造战略，日本则提出工业价值链计划，中国在2015年提出了“中国制造2025”。

从过去近10年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，各个国家希望控制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的努力难谈成功。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基础研究突破并不明显，技术革命所需要的通用目的技术（GPT，General-Purpose Technologies）并没有加速，它仍然缓慢的发展中。

早期美国NSF希望通过信息物理系统来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，但做了不到5年就被产业界“抛弃”了，GE和IBM等公司选择了“工业互联网”，因为美国产业界敏锐的发现，“平台经济”才是这个时代的竞争规则。

工业领域的网络化比较困难，美国、德国、日本和中国等探索者经过几年时间探索，立刻发现这个挑战。解决物理世界和数字空间的交互问题开始成为痛点，美国NASA和国防部从数字孪生体探索中发现其潜力，加强了相关研究。

新一代数字技术，将成为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动力。

二、从美国经验看“内循环”政策

围绕美国在1930年至1973年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和内循环政策，国内不少分析人员做了相关研究。民生证券研究院解运亮撰写了《美国双循环的经验与启示》，粤开证券李奇霖和张德礼等人写了《一文看懂内循环》，这些文章都值得参考。

内外循环本质上是贸易问题。美国过去100多年的快速发展，跟它的贸易选择有紧密关系。

谢运亮对比了美国1930-1973年之间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贸易依存度，他认为两者并无本质差别。因此，借鉴美国在当时采取“内循环”的政策，对我国有实际意义。

上个世纪30年代，全球经济正处于大萧条时期，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。经过深入研究，罗斯福推出了内需刺激法案，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。统计数据显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消费支出在美国GDP中的贡献度再也没有创新高。

到1947年《关税总协定》出台后，美国才开始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，外循环的重要性才可以呈现。

因此，国际贸易环境不佳的时候，选择“内循环”为主的策略，夯实自身基础条件，可以防范风险。我国审时度势，认识到全球经济发展趋势，加强了“内循环”体系的搭建。

三、我国“内循环”体系如何搭建？

在2020年5月14日政治局常务会议中，首次提出了“双循环”概念。其后，5月23日、6月18日、7月21日以及8月24日该概念不断深化和具体，这体现了我国已经把内循环作为外循环（外贸）B方案，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格局改变做好准备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8月24日，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，系统而全面阐述了“内循环”和“外循环”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协同。这次会议已经把“双循环”作为编制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总体指导思想。

对于“科技创新”的定位，习近平指出，“实现高质量发展，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。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。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，也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。”

简单讲，我国确定“内循环”的核心是“科技创新”。

习近平在讲话中，还明确指出了“内循环”体系搭建思路，“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。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，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，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，提升产业链水平，维护产业链安全。”

毫无疑问，企业在推进我国“内循环”战略至关重要。习近平对此也做了指示，要求“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，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、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”。

四、参与开放课题的要求

本课题完成时间限1个月时间（2020年9月1日-9月30日），不需要到现场办公，工业4.0研究院提供数字图书馆使用。欢迎对本课题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及研究生参与。